维特根斯坦：大部分争论，是语言的争论

郭德纲相声里有一段话，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治；你和他讲政治，他和你讲国情；你和他讲国情，他和你讲接轨；你和他讲接轨，他和你讲文化；你和他讲文化，他和你讲孔子；你和他讲孔子，他和你讲老子；你和他讲老子，他给你装孙子！

那我们互相争论，那到底在为了什么而争论呢？在争论什么呢？

是在争论词语呢？还是在争论事物本质呢？

比如：“美人脸”这个词，三庭五眼，四高三低标准的为美人脸，这是中国古代人认可的；

以章子怡为代表，脸颊狭窄，脸型纤瘦，下巴突出，精致而立体的脸型为美人脸，这是现代中国人认可的；

脸颊更显圆润，下巴微兜，眼神中透露出温和与柔情，尽显端庄气质的美女脸，这是韩国人认可的美人脸；

长脸型、略带斜挑的眼睛、尖尖的下巴和丰满的脸颊为特征，这是日本美人脸；

眼皮边缘与眉毛之间的距离狭窄，下颚方正，棱角分明，脸颊突出的脸，这是白人认可的美女脸；

鼻梁较窄，眼睛虽小却锐利有神。上嘴唇较小，而下巴则显得更为纤细的脸型，这是非洲美女脸。

美人脸，人人看法都不一样。

比如“正义”这个词语，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矛盾，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矛盾，有的人认为支持以色列和支持乌克兰是正义的一方，而有的人却认为支持巴勒斯坦和俄罗斯的是正义的一方。

因为在各国在外交活动中，始终遵循的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对于某些人来说，支持俄罗斯或巴勒斯坦并非因为他们代表了正义，而是因为他们的行动符合某些国家或者团体的利益，所以，国家利益就是正义。世界有不同的国家，那当然就有不同的正义。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到很多争论其实是因为我们对同一个词有不同的理解，也许我们就能更加平和地看待这些争论了。不再是你死我活的较量，而是可以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了。

而且，我们日常生活中真的存在很多“滥用大词”的情况。一些人喜欢把“自由”“平等”“正义”这样的大词挂在嘴边，但真要是他们解释这些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可能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维特根斯坦把这种现象称为“哲学病”，因为这些抽象的、理论化的词汇其实跟我们的生活经验脱节了。

想想看，生活中的很多东西，比如“门”“灯”“桌子”，我们都能明白是什么，因为它们跟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但是当一些词汇被过度理论化，它们就变成了一种教条，失去了与生活的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听到某些“高深”的讨论会觉得云里雾里，因为那些讨论已经不是站在生活的角度来看问题了。

所以，近代西方思想家提出了个新的认识，即：面向事情本身，而不是面向概念。简单解释其实就是黑猫白猫，词语本来就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差别，主要是人们人为的把白猫人为就是“正义的”，这种定义一旦成为普世价值就影响人类的判断，就容易成为教条主义，而实际上如果面向事情本身的话，就简单了，管他黑猫还是白猫，谁逮到老鼠，谁就是好猫。

正如胡适所言：“世间的争论，十分之九都是名词的争论；剩下的那十分之一，也只是名词的争论”。大家表面上是争论事情，实际上争论的，却是描述事情的概念和定义。
维特根斯坦在其代表作《哲学研究》中则是道出了争论的根源——人们的思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倾向，即认为语词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分歧在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洞察了诸如“正义”“自由”这些概念的本质。

然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事物根本没有共同的本质，只有“家族相似”性。概念就像一个家族的男女老少，有的眉眼相似，有的笑容相近，但绝无一个共同的“本质”能定义整个家族。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这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误解不是源自愚蠢，而是源自狭隘。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足够聪明，但由于缺乏视野宽度，从而很难理解他人。

维特根斯坦用“兔鸭图”作比喻：同一个图像，从一个角度看是兔子，换个角度看是鸭子。理解的关键在于“面相转换”，即视角的切换。只要我们愿意转换视角，试着站在他人的立场，理解就会变得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