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赵匡胤是历史罪人（全文约五千字）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可以并列的历史罪人。一个是司马懿，另一个就是赵匡胤。司马懿是曹魏两朝托孤重臣，位极人臣，年纪又大，却出人意料地发动政变并最终篡魏。但更让人没想到的则是方面大耳，浓眉大眼的赵匡胤竟然也叛变了革命。司马懿还可以说自己长期受到了曹魏政权的猜忌，赵匡胤则是柴荣一手提拔且倍加信任，也即更没有篡逆的理由。

之所以说两人并列，一是因为二人都是以和皇族扯不上什么直接亲戚的身份在短期内完成了窃国。二是因为司马懿使得年老的文臣从此不再可信，赵匡胤则使得貌似忠厚的武将也不再可靠，一文一武，相映成辉。历史上篡逆的多了，为什么单说他们两个是历史罪人，因为他们更深地向下突破了人类可能性和合理性的底线。这种事一般人第一不会去干，第二即使想干也很难干成，第三即使干成也很难维持长久。但二人不但干成了，还开创了两个朝代。

但他们这种突破是向下而非向上的，突破的越深便越不合理，虽然极不合理却又确实成为一种存在，也便是在更深的程度上成就了恶。善未必能引来善，恶却一定会带来更多的恶。不义的行为一旦产生便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因果，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李世民玄武门之变的理由够充分了，贞观之治也远远盖过玄武门之变的所造成的损失，但杀害兄弟的恶劣性质是确实存在并长期发生影响的。李世民是功盖天下，而且好歹是一家内斗，赵匡胤则是赤裸裸的窃国，所以性质更恶劣，影响也只会更大。其影响深远甚至能够穿越时空害人，因为司马懿，李靖被李世民吓得浑身冒汗，李善长则直接被朱元璋灭族。因为赵匡胤，狄青被猜忌而死，岳飞则直接被杀，因为他们的某些优点竟成了像赵匡胤的证据。

他们的行为也并不能用历史必然性来解释其合理性，因为必然性和合理性是两回事，我们可以说一切发生的都是必然要发生的，但却不能说一切发生的都是正确合理的。但赵匡胤却故意把这种必然性混同为天命，而最早说出“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的好像是商纣王。

既然有恶劣影响，那就有个如何面对影响和消除影响的问题，先说面对，西晋统治者要以孝治天下，这说明西晋多少还是要点脸的。相对而言赵匡胤便有些不要脸了，一般来说，不要脸只是个人的选择，而且对于政治人物来说有时还是优点，但并非所有的不要脸都是无伤大雅的，司马懿指洛水为誓，后来又翻脸，失信于天下，后果是很严重的。宋真宗封禅泰山，也是不要脸，结果搞的别的皇帝都不去了。

赵匡胤的不要脸之处在于自己作为人臣窃人之国，却又反过来屡屡惊讶于臣子们的不忠不义，可以说赵匡胤的厚黑程度在历史上也是能排的上号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自己贪天窃国，却要求别人忠义无双，这就有点太不要脸了。后来赵构和大臣谈论范蠡，认为范蠡不应该功成身退，合着只有像文种一样等着兔死狗烹才是一个合格的臣子，这可以看作是赵宋不要脸基因的一种传承。

赵匡胤的不要脸对于中国文化的危害是巨大的，影响是深刻的，因为他导致了儒家文化在世俗方向上进一步堕落为奴性文化。儒家文化作为中国统治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虽然本来就是主要替统治者和权力服务的，但它善于做样子，要讲究一个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所以有一定的制衡作用，尽管儒家本身是善于找到这种合法性的。

但赵匡胤这种行为无论是讲大义名分的公羊传还是本就爱阴阳君主的谷梁传都只能认为是种篡逆。而且赵匡胤对于窃来的帝位坦然居之没一点不好意思，更让儒家找不到替他辩护的角度。这便自然会导致不问权力来源，只向权力本身跪拜的奴性文化进一步泛滥。这就像本来是拍马屁文化更流行，现在则进一步堕落成了狗腿子哲学和伥鬼哲学，拍马屁虽然不值得提倡，但对于拍马屁者来说拍还是不拍，拍的深还是拍的浅还是有点自主性的，但狗腿子就有些不由自主了，伥鬼就更离谱，因为它们虽然没有灵魂如行尸走肉，但却又能变化多端害人。这种文化最后只能收获一些没灵魂的奴才和虚假的忠诚。

赵匡胤的人格悖反还深刻影响了儒学的学术发展方向，也就是导致了传统经学儒学的解体，因为除了干禄的世俗方向外，儒学还有其学术发展方向，既然春秋大义怎么都讲不通，封建君主们实不堪与之为谋，讲究个人心性修行的四书便流行了起来。这种文化延续韩愈的道统，讲究个人的修行，从之前的致君尧舜变成了追求个人的内圣外王，实际上是另起炉灶，对于皇权是一种对抗和背离，儒学的这种更新最终形成了理学，理学以书院为阵地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到明朝时已经在和皇权的斗争中占据了上风。但在学问和各种利益勾兑之后，儒学世俗方向的糟粕遂被纳入其学术体系之中，理学便同样渗入了人格悖反的虚伪，也就是自己无可无不可，却要求别人存天理，灭人欲。

之前皇权的法理依据来自于合乎天道，故上天授予权力，这就是君权神授。但到了理学这里变为天理如此，也即不再追问权力来源，权力及权力带来的压迫和不公既然产生那便是合理的（这就是前面说过的将必然性混同为合理性），不但合理而且是不可违逆的天理，这种理学不但符合南宋末年当权者的鸵鸟心理，也符合一切来路不正的封建统治者的利益，所以理学虽然在具体的某些学术问题上发展了儒学，但在整体方向上则是儒学的倒退，而这一切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赵匡胤的人格悖反。

前面是怎么面对恶劣影响，接下来看看他们是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应对和消除恶劣影响。西晋是和士族大家相勾结，向他们让渡利益。赵匡胤则是和士大夫相勾结，抑武扬文，这属于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

士大夫对此本身是什么态度呢？西晋竹林七贤的名士风流，放纵不羁同样也是一种逃避，但这种逃避中包含着对抗和不满。北宋士人的逃避之中则包含着某种默认，虽然看似是一种更深的屈服，但物极必反，因为赵匡胤的行为实际上彻底打破了皇权的神性，人们于逃避之中必然更加追求精神的超脱与美好，这便促进了宋朝艺术和美学的发达，但是逃避式的追求和主动追求毕竟是两回事，因为后者更为自由充满活力，也更能达到一种真正的全面，而前者的自发和孱弱则少不了各种扭结的拧巴，故就文化特质而言，汉人精审，唐人霸气，宋人则一味倾巧。

面对底层百姓则是文化毒害，正是在西晋时产生了郭象阿Q式的麻木文化，北宋则流行起了自称“小人”的奴性文化，麻木和奴性自然不始于二者，也不会止于二者，但无疑是有推波助澜之功的。北宋高级一点的地方是娱乐文化盛行，这与前面所说的在逃避中默认也是对应的，而过度娱乐化则是有问题的，这种过度分为绝对过度和相对过度，宋的过度主要属于相对过度，就像一个人的两条腿如果一长一短，长腿的生长速度还更快，只会愈发不便于行走。

赵匡胤又将白起、韩信、关羽、陶侃等人请出武庙，人都是各有所长的，不可能完美无缺，面面俱到，但既然是武庙而这些人的军事成就又远超常人之上则供奉就是没有问题的，当时就有人上书提出异议，论之甚详。但赵匡胤执意坚持对武将求全责备，实际上是阉割尚武精神，大长虚伪之风，而当时全国尚未统一，这是这是乱世不必为而盛世必不为的事。

仅仅文化上的奴化阉割是不够的，还要再加上制度上的猜忌，说明赵匡胤对天命在予那一套说辞自己也是不太相信的，前面是文化上的不自信，这里是制度上的不自信。制度的制衡和制度的猜忌是两回事，就像上班，规定上下班打卡，此时打卡是为了上班，但如果每次上个厕所都要打卡，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此时不是打卡是为了上班而是上班是为了打卡。对于武将们合理的制衡制度是必要的，但当制度安排透漏出一股唯恐人们察觉不到的猜忌意味时，事情就变了味，即武将不再是为了做好自己的军事工作，而是或小心或敷衍的应付和配合猜忌，到了赵光义时还给武将发阵图，更是将这种猜忌发挥到了顶峰。

不只是猜忌武将，对于文官同样是不信任的，也就是说重文轻武其实只是赵匡胤强本弱枝策略的组成部分，只是相对来说文官更好防范一些而已，所以给文官更好的待遇，但同样防止他们掌握实权。可以说赵宋国初制度不见庙堂气象，尽是市井伎俩。虽然赵匡胤时这些不合理的猜忌制度只是才刚刚开始，但是他为大宋定下了总的基调，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所谓的强本弱枝最后只是造成了本末皆弱的局面。有人说赵匡胤也选拔精兵，这是对精兵的理解有偏差，精兵不但是单个士兵战斗力要强，而且总的人数要少。人数一多且集中一处各种问题都会出现便不可能再做到精兵。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而赵匡胤就是如此这般迫不及待的雕琢元气，可以说大宋的虚弱其是始作俑者。

有人会说赵匡胤有节俭，宽厚不好杀，行事稳健，武力高强等优点，这里便要区分一下个人品德和政治品德。个人能力和政治能力。首先二者有联系，个人品德会影响或以某种方式转化为政治品德，但二者很多时候又是有区别的，比如刘邦个人品德方面有很多缺点，如好女人，爱骂人，抛妻弃子等等，但其政治品德是很高的，比如约法三章，给手下足够自由的发挥空间，为西汉的强盛打下了基础，即不仅让百姓获得了安定，还使社会充满着蓬勃向上的活力。而看赵匡胤种种雕琢元气的行为和政策，其政治品德是说不上高的。打个比方，养猫人为了方便把猫给阉了，养猫人可能觉得自己很爱猫，对猫很好，但恐怕未必每只猫都想要接受这样的爱。赵匡胤硁硁然乡愿，小惠未遍，类阉猫而养者也。

个人能力和政治能力也是这样，既有联系又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个人能力的强弱有时候是天生的，但政治能力则不同，其不仅包括自身所拥有的能力，更重要的则是激发和运用他人能力的能力，一个人可以说自己无能，但是作为一个君主可以调动举国的才智和力量而曰不能，就是厚诬一世之人。所以可以说赵匡胤的个人武力很强，前期的军功也主要是个人武力的展现，但军事能力（同样与政治能力有同有不同）所主要体现的对于军事战略和谋略的运用却并不多见，所以赵匡胤的军事能力是名浮于实的。

但赵匡胤注重情报工作，武将打仗时能放权，不掣肘。所以和契丹打得有来有回应该没啥问题，收复燕云十六州也是有可能的。实际上当时很多边防将领和契丹交手时都不落下风，但赵匡胤在这里又表现出和忧内相对应的惧外，北边止步于契丹，南边止步于大理，统一诸国然后再收复燕云十六州便是赵匡胤心中的天下了，而至死赵匡胤也没有对契丹展开过有规模的军事行动，其忧内惧外实有常凯申之风。赵匡胤早早为大宋的疆域设定了上限，其气魄格局相较秦皇汉武等人是有明显差距的。目标是分层次的，有近期目标，有长远目标，法乎上得乎中，法乎中只能得乎下，而北宋最终连收复燕云都不算实现。所以排除前面所说的文化和制度上的恶劣影响，整体而言赵匡胤做守成之主或有余，做开国之君则不足。

有些人对于历史上已成之事实，乐于塑像镀金，种种粉饰，可以称之为历史解释学派，但他们的本质思想却可以归为两条，一是有权势者总是正确的，二是胜利者（这是权势的最终来源）总是正确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帝王们流传下来的一言一行都是精妙绝伦，值得津津乐道的。比如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和那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名言就属此类。杯酒释兵权其实就像黑老大开会分赃。而卧榻之喻有两次，一次是找赵普商议如何统一时，说“一榻之外，皆他人家。”这还多少带点自嘲的意思。第二次则是和南唐使者徐铉辩论，一时词穷发了火，来了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当时南唐朝不保夕，战战兢兢，竭力讨好北宋，实在说不上鼾睡，那赵匡胤为什么这么喜爱用卧榻做比喻呢。

因为在因缘际会，贪天窃国后，赵匡胤要不断通过各种方式想要将家和天下混为一谈。就像一个小孩子，凭着力气大从别人那里抢到了宝贝，一边紧紧抱在怀里，一边不停的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就是赵匡胤的思维和态度。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家是家，天下是天下，若真能混为一谈就不会用两个词组合了。